薛应中中医救治舌下囊肿实践与启示

原文如下中医救治舌下囊肿患者实践与启示

原标题：一生大医初心难改（之十二）——薛应中大夫中医救治舌下囊肿患者的实践与启示

中国报道讯(邱纯报道李书亚特邀)如果将时光倒转，回到四十多年前，改革开放的初期，西安老中医薛应中那时是个什么样的工作与生活状态?

那时的薛应中，每月37元的工资，维持全家5口人的生活。钻研中医奥秘，多治好病人，是他开给自己克服一切困难，抛弃烦恼的良药。从那时开始，他一边研习中医，一边坚持抽时间给一些重病号免费看病。他满脑子装的全是患者：红旗乡三殿村刘美建，是癫痫症，治愈了;西安屠宰厂的职工候振武，中风偏瘫治愈，该去再看看，叮嘱他继续服药。王兰萍是肾炎，咳嗽哮喘，医院，治愈后家属好长时间没来了，应该不会再复发了……虽然劳累，他心里是充实和喜悦的。

聪明者善于学习知识，而智慧者则善于创造知识。新时代携带着振兴中医、中西并重的浪潮扑面而来，回归本源、基于临床，提炼并留存中医学的实践成果，为博大精深的祖国传统医学添砖加瓦，让守护中医瑰宝为使命的薛应中备感振奋。今天的报道，就从他的患者侯海平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回忆开始。

薛应中大夫与患者侯海平(左)合影

我叫侯海平，系西安市政府一名干部，现已年至花甲，刚从市府退休不久。

我与薛应中大夫认识已有四十多年，可以说是忘年之交。薛大夫医技高超，一辈子深爱中医，默默探索不止，不畏人言，坚持以中医中药治病救人，深得外界好评，早年便已名声大震。

初识薛大夫是年，那时间我正在上高中，一日吃饭，突感舌下不适，烧疼难耐，父亲得知，医院诊治。

一西医大夫让我张口查看，言道，无事，只是小水泡而已，用针挑破就好。随后便用针挑了。回家4天余，结果舌下又长出豆大肿块，我便又去找那大夫问诊，他仍是老办法，再次用针把那肿块挑烂。结果回家4、5天，那个肿块又长出，长大。

父亲见状，感觉这病似有麻烦，遂将我带到西安四军大(系西医院)就诊，四軍大一位年龄大约在四十多岁的男性外科大夫，给我作过认真检查后，诊断为舌下囊肿，说是这种病需冷冻治疗。于是就给我的肿块冷冻了。当时难受得我直想哭。岂料回家后没几天，那肿块非但没小，反而更大了，像包谷粒一样。便又去找四军大那位大夫，大夫说这病得坚持冷冻多次才成，于是又给冷冻了一回。回家后还是没顶什么用。

父亲无奈，便说，走，咱让你薛叔给看看。

薛应中大夫诊断后，说，没事，你每天下午放学后就来我这儿，我给你扎扎针就能好。自此，每天下午放学后，我便跑到薛大夫处，让他给我扎针。连扎了10天后，那肿块居然变黑了。再扎5天，没了，神奇的很。

因为在四军大看病时，我们留有父亲单位的电话，而那时候社会风气也好，医院大夫给病人看病，都特别负责、认真。四军大的那位大夫给我们打电话，医院去检查治疗。我去了，对他说，我好了。大夫问，咋好的?我说是让中医大夫用针给扎好的。大夫惊讶，问中医大夫姓甚名谁，家住何方，说是回头他要去拜访薛大夫。我便将薛大夫所有联系方式都告诉了他。

自薛大夫用针灸给我把病看好后，我们一家便觉得薛大夫了不起，从此特别相信中医，大凡家人有病都找中医看，我父亲姊妹7个，几乎有病都找过薛大夫医治。甚至亲人、熟人得的肺癌、骨癌，都是薛大夫给看好的。

我年结的婚，年我小孩过完满月没几天，我父亲却突然得了脑梗，瘫痪了，脚手都不会动，渾身瘫软，翻不了身。在四军大住院一月余，不见好转，无奈之下，我和母亲将父亲背到了薛大夫处，让薛大夫用中医方法给治。

薛大夫用针灸，喝汤药，按摩等方法，经过半年治疗，奇迹出现了，我们终于看到父亲可以走着回家了。

由于当初我们的决断及时，决策正确，果断将父亲托付给薛大夫，才挽救了父亲的生命，才得以让父亲多活了18年。

人这一辈子，经历的事情不计其数，唯有真情、实在难忘。对于薛大夫，从内心说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他是我的恩人，也是我们全家的恩人。我将终生感激他。大凡中医，一靠疗效，二靠口碑，三靠人品。薛大夫就是靠着这三点，受到了人们的交口赞誉，也赢得了经久不息的尊重和爱戴。

侯海平(口述)田信军(整理)

采访：薛大夫，您好!今天这个发生于年的医案比较特殊，这是我们首次报道您救治的年代相隔这样久的患者，那时候中国普通民众对中医的认识是怎样的?

薛应中：我记得年，小平同志特别提出，“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”;很快宪法也有了明确规定，要“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”;中央也多次指示：“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”，算是一个转折时期吧，这对我也是一个鼓舞，所以我在年提出停薪留职。在当时的西安医界，我应该是第一个扔下铁饭碗的，也是第一个创办西安民营医疗机构(西安市传真中医学社)的医务工作者。当时我心里是有愿景的，那是对中医的热情，也是一点应有的社会责任。

薛应中大夫(前中)与“传真中医学社”的全体成员合影，年

采访：这么遥远的年代了，您还记得患者当时的情景吗?

薛应中：我经手的病人，我一般都会记得。现在几十年过去，我都能随口说出那个年代来找我的患者他们的名字和症状。七十年代有个叫李西恒的职工患上了精神病，异常狂躁，车间派人看守，但他仍将窗楹折断，翻窗而逃。追回后经我诊断，用中药加针灸治愈。有一位叫奚金孝的老人中风偏瘫，我把他治愈后，能骑自行车回农村老家，见人就说我是个好医生，沒吃他一口饭，沒抽他一支烟，免费给他治愈。有位公路管理站的高站长，10余年的头疼也是我给治好的。年灞桥区丁家斜村的毛爱珍，也有精神疾病，治愈后到现在，再也无复发……

这些医案现在看来，都很传奇了，医院来说，别说除根，能给患者保持原样都是好的。但在当时，我和患者都没太当回事，治好了就完了，之后该干啥干啥。

珍贵的历史遗存：《西安晚报》当年头版头条对薛大夫九年义务送医上门的报道

采访：那个时候，据说您利用业余时间上门为患者治病持续了多年，基本上横跨了整个七十年代，是这样吗?

薛应中：我一生没有娱乐活动，没有培养什么兴趣爱好，把自己的业余时间，也全部给了病人。我们那个时代的人，质朴，也真诚。仅是年一年，我除了完成本厂职工和家属的医务工作外，对外挂号治病的就有五千余人次，有时下班后，遇到急危重症病人，也只得对外出诊。这样大的工作量，占去了吃饭睡觉以外所有的时间，但我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。

陕西省长安县杜曲乡一个名叫史嫒的姑娘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因截瘫痛苦万端，一意求死，引起了无数人的同情，《陕西日报》发出通讯，在全国范围寻医求药，甚至引起了《人民日报》的